1968年的欧洲遍布街垒、游行与坦克，导演戈兰·帕斯卡杰维奇却没有把这些搬上银幕。他拍的是塞尔维亚小镇少年皮特的夏天：一辆自行车，几段没有结果的单恋，一位法官父亲和一位打牌的祖父。影片以少年视角切入，用明亮画面包裹一个特殊年份，让“在1968年活过的一个夏天”成为故事主角。
少年心事与时代暗影
皮特的世界由阳光、咖啡馆和女人的侧脸构成，政治事件几乎缺席。他最大的行动是鼓起勇气敲开那个已婚女人的门，然后被拒绝。这个瞬间与布拉格街头年轻人的处境并不相通于新闻画面，却在感受层面彼此呼应。
影片在“政治电影”类型中的位置恰恰来自这种拒绝。有评论指出，这是一部“拒绝政治化的政治电影”，而正是这种拒绝让它留下来。街垒与坦克若被直接拍出，作品会变成一部关于1968年的电影；帕斯卡杰维奇要的是那一年里一个少年真实的夏天。
明亮画面里的告别
片中画面与历史书上的灰暗色调并不一致，阳光越充足，阴影反而越沉。观众清楚，骑车穿过小镇的少年与那个被坦克碾过的国家处在同一个夏天。皮特或许永远不知道布拉格发生了什么，但“想要什么却抓不住”的感受，与街头年轻人有某种深处的关联。
有评论认为，皮特在结尾“注定要遭遇告别”。告别可能是一次拒绝，可能是祖父的离开，也可能是一个夏天的终结。1968年的南斯拉夫也在那个夏天之后走向自己的告别，铁托在电视讲话中支持学生，随后“用许多承诺关闭了他们短暂的68年”。
未被历史概括的少年
那些承诺兑现了多少，历史已有答案。帕斯卡杰维奇用一部关于自行车与单恋的电影，把夏天里没有被兑现的东西留在了胶片上。他没有拍街垒，只拍了一个少年，而少年比街垒更难被历史书概括。
影片的诚实也在于此：它不替时代下结论，只呈现一个少年在特定年份里的困惑与失落。温情喜剧的外壳之下，是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之间无法填平的缝隙，这也让作品在同类题材中保有自己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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